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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有关顾炎武《日知录》
亡国是封建王朝更替,王天下是民族灭亡。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一条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实际上是在说,明朝亡于李自成,易性改号,是亡国,只关乎肉食者的利益;而满清入主,剃头改制,率兽食人,是亡天下,即使卑贱的匹夫也要奋起反抗。亭林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意是号召全民反清,恢复汉民族的统治地位。
Q2:顾炎武 日知录的译文
对于顾炎武,中学的历史上学习过。时隔多年,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个明末的思想家,这个名字或许仅仅是一个历史考试的命题,顾炎武的血肉与精神似乎距离我是非常飘渺和遥远。直到最近读了一本书,才知几百年前的顾炎武,其经世之道,虽历百载而弥新。
这就是由许苏民所解读的《日知录一百句》,精选《日知录》而成。《日知录》,是顾炎武代表作品之一,共三十二卷本,条目1009条。内容包括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等八类。
书中所选日知录百句,佳句颇多,我这里择其三句。
第一句,关于言论:“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已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这句话我印象很深,不知为何,这让我想起不久前江西抚州的那起钱明奇连环爆炸案。有那么几天,打开网络,关于钱明奇的新闻比比皆是,整个网络世界都在查找钱明奇的微博,但大家都找不到原始的地方,只有在凤凰网的微博上能看到钱明奇的微博映射。死,对于钱明奇来说,或许是他能想到的最好归宿,只是,钱明奇离去时,他应该没有想到,他的博客竟然也会消失于无迹。
第二句,关于公私:“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世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
小时候常常看到某些伟大人物或者劳模的家里,总是挂着四个字“大公无私”!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公”与“私”在我的心中便是对立的一对名词彼时老师的教育也向着“有公便无私,有私就公不了”的境界去引导。这私和公的矛盾,曾经困扰了我许久。一味的大公无私,可能只是无源之水,从发展的持久性看,有公有私、公私分明、任人唯贤而举贤不避亲或许更好。曾见过有人对捐赠的富者埋怨:“那么大的财产,才捐这么一点,为什么不把什么什么给卖了来捐了呢?……”这其实也在埋怨捐赠者没有做到大公无私,我则认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需要,大公而无私无异于竭泽而渔。
第三句,关于道德:“‘我四十不动心者’,不动其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之心”。
这句话是顾炎武的道德至高追求的目标,我初读此话,竟然想到是的曹操。这位一代枭雄,其经世原则正好与之相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顾炎武的四十不动心,是一种内心的淡定,坦荡天地俯仰无愧,而曹操的负与不负,是一种为争天下江山、不惜失天下人心的策略。
时下,围绕“支付宝”的股权转移事件还在诠释着关于利益与安全的争吵、和解与背叛,南航机长拒载的风波未息,机长微博上“和央企,你玩不起”的厥词又起,堂堂王府井的大光明眼镜店,涉嫌欺诈“童话大王”郑渊洁的老父母……
芸芸众生,不动心者,很难!但一旦动了心,如何再次安下心?
Q3:顾炎武 《日知录》卷十九 翻译
参考译文:《会试录》《乡试录》都是主考官在书前作序,副主考官在书后作序。只要是书也都是这样。比如国家刚建立时,府州县志写成后,一定是推举这个地方有学识的人中年长受尊崇并且有文采的来写序。如果没有的话就由这个府州县的官员来写。所请的人必须是适合的人。那个人也一定要考虑(或审视)自己没有可以推让的人然后再作序。写序的官员,他的文采必须很好,他对于这本书也必须有贡献,这样才不会被这个地方的人责备。这个地方的有学识的人,如果他的文采很好,对于书也有贡献,那么官员是不敢作序的。如果有独到的想法,则作者可以自己作序不推让给地方有学识的人和官员。这样才叫专业。所以,序只有一篇。有的另有阐明的,则叫做后序。也有只记录成书时间而没有序的。现在却有两篇序,有的甚至不止三、四篇序。有两篇序是不符合体例的。不是适合作序的人作序是不专业的。世上的君子不好学却好多说话啊。
如果对书的内容有所发现和明示,可以作序。如果没有什么发现和明示,只记录成书的时间就好。人的毛病在喜欢给人作序。
唐朝杜牧《答庄充书》中说:“自古以来给书作序的,都是后世的宗师。现在我和您共同生活在当今时代,想为您还没写完的文章作序,这实在是不可以啊。”读了这段话,现在那些喜欢给人作序的人就别再这样做了。
娄坚《重刻〈元氏长庆集〉序》中说:“序要叙述作序的意图,大概是开始于子夏为《诗经》作序。后来刘向以校书为职业,每编辑一册就作序,很是文雅。左思写成《三都赋》后,自以为名声不是很大,求皇甫谧为自己作序。所以作文的人多托付别人作序用来传名,都急切地追求名声,而惟恐人们不知道我。至于后来文章流传的时间长了,留存的刻本也许模糊不清没法看了,缮写后重新刻印,于是人们再写一篇序,这时则应该记叙重新刻印的原因。而现在所记述的,不是追述议论过去的贤者,胡作优劣的论断,就是过分地称赞为好事,过多的用一些宣扬的辞藻,这些都是我所认为不可取的。”读了这些话,如今喜欢给古人文集作序的人也别再这样做了。
Q4:顾炎武日知录多少钱一本
现在有上海古籍的《日知录集释》2014年版全套两册,定价是88元,网上卖打 75折、售价为66元:
Q5:日知录 顾炎武
顾炎武:日知录日知录简介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顾炎武(1613—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游历北方,誓不与清廷合作,致力于著述,与黄宗羲、王夫之在二十世纪初被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顾氏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氏于初刻本卷首对此有说明,以示其笃学之志。在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只有八卷本行世,是康熙九年在江苏淮安付刻的,称为符山堂本。顾炎武去世后,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稍事整理,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三十二卷,是为遂初堂本。 《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这说明,《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这些在《日知录》都有所反映。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对待《日知录》,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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