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为什么叫大武汉

Q1：什么是大武汉

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大”的城市，一个是上海，再就是武汉。“大武汉”之称由来久矣。
大武汉非武汉人的自称，而是源于广东中山人氏的概括。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里说：“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辛亥首义成功，中山先生称“武汉一呼，四方响应”。武汉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说到大武汉，不能不提到张之洞。这位晚清重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近代改革开放新风的引领者之一，在长达18年的湖广总督任上，在武汉办学堂、开（兵）工厂、修铁路、筑大堤，使武汉备受全国瞩目，一跃而为“仅次于上海的大都会”。
大革命时期，武汉曾经成为革命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又一度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当时有一首响彻全国的歌，歌名就叫《保卫大武汉》，歌中唱道：“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我们要坚决保卫她，像西班牙保卫马德里”，“用我们无穷的威力，保卫大武汉”。
1954年，武汉遭遇历史上特大洪水，长江沿线乃至全国响起“保卫大武汉”的口号，鼓舞千万中华儿女与长江大堤共存亡。1998年抗洪，中央领导高度关注武汉，又一次提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保卫大武汉”。?98抗洪精神由此铸成。
大武汉确有其大。登上黄鹤楼，极目楚天，武汉之大气大势尽收眼底：两江交汇，龟蛇相望，三镇鼎立，大江东去。武汉市域之浩荡，气势之磅礴，不可不谓之大。
武汉市国土面积8494.41平方公里，是香港的8倍，新加坡的13倍；全市总人口831万，比奥地利、挪威、芬兰、丹麦的人口还多一二百万，其中市区人口占总人口60％，流动人口120万－150万。就城区面积、人口规模而言，仅在北京、上海、重庆之后，武汉不可不谓之大。
武汉水域辽阔，占市域面积的25％，大小湖泊370多个，水域率、湖泊率居全国之首。东湖水面相当于西湖水面6倍。像东湖这样大的湖泊，武汉还有6处。就城市水域、湖泊而言，武汉不可不谓之大。
武汉是湖北省的龙头，GDP占全省的30％，地方财政收入占全省的35.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的33.6％，出口总额占52％，外商投资占70％左右。在湖北乃至中西部，武汉可谓“鹤立鸡群”、“举足轻重”。论城市块头在全省所占比重，武汉不可不谓之大。
武汉素称“九省通衢”，得中独厚，腹地市场广阔，货物吞吐寰宇，全国十大商场武汉有其二；武汉又处“唯楚有才”之地，科研院所众多，各类人才济济，“武汉·中国光谷”在全国风生水起，光纤光缆产量全国第一。论城市市场、人才，武汉不可不谓之大。
武汉有其大，但也有其小：2002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武汉市GDP为1493.09亿元，在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排11位；地方财政收入85.83亿元，排14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7820元，排14位；武汉曾是我国历史上第四大工业基地，而现在工业产值在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排位已落到十三位；至于外贸出口，历史上曾20多年仅次于上海，“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现在则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若与兄弟城市比单项，那么许多数据会更令“大武汉”汗颜。
武汉有其大，也必“大有大的难处”。作为老工业基地，经济结构调整、下岗再就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压力大；流动人口多，基础设施欠账多，城市管理的难度大等等。
时移世易。今天，武汉的“大”面临着严峻挑战：有些“大”名之下，其实已难副；更有些昔日之“大”，正成为今日之“小”。可见，“大亦有大的小处”。
大是优势，也包含着劣势；大是活力，也难免不是包袱。关键是如何看待，如何应对。我们既不能坐井观天、妄自称大，自高自大、夜郎自大，也不能因大而怠、为大所困、被大所累。
武汉之大，仍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思想要进一步大解放，社会经济要大发展，城市形态要大变化，城市功能要大提升，市民素质要大提高，努力把武汉建成国际性的大城市。
武汉之大，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胸怀要有容乃大，以开放的胸襟、宽容的态度，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各地、各国的投资者都到武汉的大舞台来施展宏图大略。要着力塑造城市精神、武汉人的精神，培养武汉人可信、可亲、可爱的新形象。如果口气大、信誉差，脾气大、相容差，架子大、本事差，那是决然不可取的。
武汉之大，不能徒有其表，虚有其名，要在质量、水平上做“大”，于“好”中求“大”。质量就是竞争力，名牌就是“命”牌，要瞄准全国一流、国际水准，把标准定高，各项工作都要创品牌，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城市发展水平，而不能满足于空间大、地域大、总量大。武汉之大，应该在城市功能上做“大”。功能就是吸引力、辐射力。世界上国际性、区域性的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强、服务功能完善，往往也被冠之以“大”。比如大纽约、大洛杉矶、大曼城、大东京等。这里的“大”，指的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跳出了行政区划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市委、市政府提出把武汉建成五大功能中心、五大产业基地，建立武汉经济圈，核心就是要增强武汉的辐射功能、服务功能，让武汉真正成为华中的特大中心城市，形成以武汉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中心，使“大武汉”真正名实相符。
有道是，大象无形，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谋求武汉之大，也应在城市发展的内涵、质量、特色、水平上下功夫。武汉要谋求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好做大与做强的关系：做大，是规模、态势、总量；做强，才是本质、核心、关键。大是外表，强是内核，徒有大的外表难免外强中干，具备强的内核才会有城市综合竞争力。要立足于做强做优，通过做强做优去做大。要遵循“三个代表”的要求，按照“强市富民”的目标，促成武汉由工业大市向工业强市转变，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转变，教育大市向教育强市转变，开放城市向开放强市转变。
古人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新的世纪，武汉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也面临着异常严峻的新挑战。我们必须“让思想冲破牢笼”，来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毅然决然地从“大武汉”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大武汉”的盲目乐观中解放出来，从“大武汉”的自满自负中解放出来，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危机感。这是面对新形势武汉加快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Q2：武汉为什么被称为火炉？

我国长江流域高温伏旱骄阳似火，沿岸的南京、武汉、重庆，被人们形象地称做“三大火炉”。

有关部门把最高气温高于32℃的日子叫“暑热日”，把最高气温高于37℃的日子叫“酷热日”，南京、武汉、重庆这3个地方历史上出现的极端最高气温都在40℃以上，其中武汉为41.3℃，南京为43℃，重庆为44℃。

为何如此之热呢?

一些气象学家经过考察研究，认为武汉成为“三大火炉”的形成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整个伏旱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已过，高空被副热带高压控制着，高空气流在下沉时逐渐增温，平流作用微弱，风力极小，加上天空无云，碧空万里，毒辣的太阳把大地晒得发烫。大地又把高温传给空气，使气温升高，这是“火炉”形成的主要原因。

二是武汉在长江河谷中，位置很低，好像处在锅底一般。这里空气密度很大，稠密的大气对白天入射来的太阳辐射削弱不大，夜晚却又阻止大量地面热量向空中辐射冷却，从而使得地面难于散热，成为形成“火炉”的另一个原因。

三是武汉位于长江沿岸，周围水田密布，沟渠纵横，在阳光的强烈照射下，水分蒸发很快，使空气湿度增大。关于人体对温度和湿度的感觉，有人曾做过实验:当空气相对湿度低于60%时，气温要高到35℃以上，人才有热的感觉，但在70%-80%的相对湿度下，气温31℃，人就开始感到热了。而当相对湿度超过80%，气温29℃就是闷热的指标温度了。

Q3：武汉为什么叫吃早餐“过早”？

每天早上，武汉肯定是全国最早醒来的城市，这里在外吃早餐的比例达到了95%，包括在武汉的外地人已习惯在外吃早餐。

在武汉吃早餐，叫过早，这个“过”字恰恰说明了武汉人对它的重视，因为平时这个字只会在“过节日”、“过生日”等重要的语境使用。

最早出现“过早”这一词汇是在清代道光年间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中，“三天过早异平常，一顿狼吞饭可忘。切面豆丝干线粉，鱼渗元子滚鸡汤”。

我在武汉的汉口核心地区待了二十多年。应该算是不折不扣的武汉土著了，如果有人问：最地道的武汉早点在哪里呢？毫无疑问，我和大多数老武汉本地人都会回答：在汉口。

对不起，不是名声在外的武昌户部巷，户部巷是通过政府行政力量形成的旅游目的地，是外地游客去的，在武汉本地人看来与汉口的早点相比还是有些许的差别，而这些许差别就是武汉土著们所偏偏在意的。

汉口，世称大汉口，历史上作为一个商埠在内陆是无出其二的。这里，曾经有中国最大的租界之一（江岸区）、最密集的商业区（如有与上海大世界齐名的民众乐园的江汉区）以及最大批发市场汉正街（硚口区）。

正是这些历史、商业和文化的积淀，使汉口这三个区几乎集中了武汉餐饮老字号中的绝大部分，其中又以汉口的沿江片区——江岸区的老租界地带为最。

遥想当年，江岸区是1861年开埠通商以前汉口镇下游的一片空旷地，因水运方便，且未被开发，所以被选为租界用地。至1943年，80多年过去了，商人、实业家、传教士等各界人士到江岸开办了众多的洋行、银行、工厂、码头、教堂和学校，焕然一新。

其中，有英、法、俄、德、日五个国家在此设立过租界及其领事馆，租界内外拥有美国花旗银行、日本上金银行等20余家外国银行和40家本地钱庄。

（原美国驻武汉领事馆）

华中地区金融中心、物资集散地和全国外贸转口中心之一，与当时号称“东方之都”上海的外滩不遑多让。

租界时期，各租界管理当局及商界在江岸地带建设了电灯、电报等的近代公用市政设施，江岸区遂成为武汉近代化的起点。即使到了今天，江岸区依然留有众多富有异国情调的优秀历史建筑，并受到随之而来的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的熏陶。

（黎黄陂路）

各路洋人、有资格较殷实搬进租界的本地居民是武汉早点的第一批客户，也是最早的拥趸。随着注重讲究的稳定消费人群的形成，这一波发源于汉口，继而提升当时武汉餐饮业水准的势头，形成了武汉餐饮业的第一次繁荣。

这一过程中，大汉口，使武汉的早点得到了最挑剔食客的历练，反过来，好吃又不贵的早上在外就餐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习惯。这种习惯通过时间的积累，靠着经营者几十年如一日的自信坚持，以及食客代代相传的严苛检验，武汉的早点已成为武汉市民每天生计的起始点和归宿感的依托。

于是，武汉人在外吃早餐的习惯成为了一种习俗，放眼国内，这种习俗也只有吃早茶的广东人与之有得一拼。

为何“过早”深入人心？

武汉人把早餐的食物统称为“早点”，按品种主要分几个大系列——热干面系列、牛肉面与粉系列、豆皮、烧麦（梅）、油炸系列等。其中，最著名的小吃有：热干面、三鲜豆皮、面窝、重油烧麦（梅）、汤包、煎包、水饺、粑粑、糯米鸡、欢喜坨、酥饺、豆丝、糯米包油条、糊汤米粉等等。

“过早”深入人心的成功已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大武汉的历史积淀；

第二、地处九省通衢、江湖交汇的中国之心的地理位置，来自四面八方的持续不断的外来菜系的冲击，使全国各地的特色餐饮的菜肴和点心都在武汉有其正宗或改良的对应版本；

第三、武汉人对追求味觉的满足有着极致的偏执感和旺盛的创造力。在这样饱和竞争的环境里，通过各地口味的日复一日、精益求精的淬炼，武汉本地原创和外来改良的早餐点心得到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化合，因此具备“多快好省”的基因，遂大业能成。

每天天不亮时，有近十万人已早早起来，在两万五千余个早餐网点，为全武汉近千万人的早餐有条不紊地忙碌着，风雨无悔，全年几近无休！

这是一座为“过早”最先醒来的城市，这是被美食家蔡澜称为“早餐之都”的城市。

本文作者：姬图米